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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时间:2022-11-21 10:01:02

傅雷家书 已完结

傅雷家书

来源:创别 作者:傅雷 分类:其他 主角:高峰莫扎特 人气:

《傅雷家书》是傅雷写的一本其他小说,内容新颖,文笔成熟,值得一看。《傅雷家书》精彩章节节选:本书为公版书,为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、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作品,供广大读者阅读交流。...展开

精彩章节试读:

由于一般文本历史承袭了为尊者和贤者讳的传统,于是,这有意掩盖某些情节真相的匠心独具之作,便一再为粗心的阐述者埋下了陷阱。

傅雷同朱梅馥1932年1月结婚。之前二人的感情生过波折,那危机缘于很多人都知道的热情外露的法国女郎MadeLeinc。可是,多愁善感又极具艺术特质的青年傅雷,稍后还演过一出情爱的恶作剧。

弹指到了1936年底,28岁的傅雷应友人滕固的好意邀请,以国民政府“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专门委员”的名义,携着一名摄影的同事专程来到洛阳,负责实地勘察龙门石窟的详细资料,提出具体的保护方案。感情复杂固然为书生本色,但想不到一向对艺术极端痴迷的傅雷,原先对西洋美术代表作品精心研究又惊叹过,后来也对敦煌的壁画称颂有加,不知怎么了,偏偏这一次对肩负的使命则视为苦役。

他在洛阳工作了两个月,又因性格乖僻不果而散,其间的心绪尽诉在与好友刘抗等人的通信里。总的是埋怨对豫西寒冬环境恶劣的不适应,傅雷感慨是一名“谪居中州黄土间之穷叫化”。

傅雷由衷生出上当的感觉,遂将给友人写信备叙生活繁细作为无聊中的寄托。12月6日这天,他用新买来的派克真空管自来水笔,接连发出两封长信,倾泄自己病态中的感情。下午这封拟唱本形式,对着刘抗等数位友人集体作调侃,当日深夜,他又单独致刘抗一封长信,其中有金梅为傅雷做传时未曾见到的那首诗:……其次还有一件Confidence得向你倾诉,现在通信的朋友中只有你可以领略其中的况味。请读读下面这首小诗: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灵光。

柔和的气氛。

罩住了离人——游魂。

汴梁的姑娘。

你笑里有青春。

娇憨的姿态。

惊醒了浪子——倦眼。

汴梁的姑娘。

你笑里有火焰。

躲在深处的眼瞳。

蕴藏着威力无限。

汴梁的姑娘。

你笑里有欢欣。

浊世不曾湮及你的慧心。

风尘玷污不了你的灵魂。

啊,汴梁的姑娘。

但愿你灵光永在,青春长驻!

但愿你光焰恒新,欢欣不散!

汴梁的姑娘。

碍…汴梁的姑娘!

(她是开封人,开封宋时称汴梁)。

你可猜一猜,这汴梁的姑娘是谁?要是你细心的读,一句一句留神,你定会明白底蕴。过几天,我将把她的照片寄给你(当然是我们拍的),你将不相信在中原会有如是娇艳的人儿。那是准明星派,有些像嘉宝……(《傅雷文集·书信卷·上》,P14—25。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)傅雷对这位“汴梁姑娘”果然是真爱吗?不,他清楚自己是在逢场作戏。他紧接着对刘抗说:“不用担心,朋友!这决没有不幸的后果,我太爱梅馥了,决无什么危险。感谢我的Madeleine,把我渡过了青春的最大难关。如今不过是当作喝酒一般寻求麻醉罢了。何况: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!”过了几天,12月9日,傅雷便将这“嘉宝”的两张玉照如约寄出。

贤淑的朱梅馥后来是否知情,是另一案。但是学人金梅为傅雷做传,凭借当年刘抗有意隐去而不完整的回忆资料,竟错误地就此做了结论。他心中的传主是高大可敬爱的,便一厢情愿地认为:这里,是不能从别一方面去理解傅雷的思想感情的。其中透露的,是他那博爱“孤苦无告”者的人道主义精神。而只有切身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境遇,才使傅雷的思想精神逐步升华到了这种境界。(《傅雷传》P175,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)因主管部门索要关于这次考察工作的经费开支明细报表,傅雷感觉受骗之后又受侮辱,一怒之下辞职归沪,这洛阳旧城的感情游戏遂即落幕。这时傅雷复杂的情绪和这一次荒唐的情爱“跑马”,真实地折射出他的人性和心理格中复杂的一段插曲。是否可以将梵高或其他名人与妓女的相遇类比为之开脱?但无论如何,《傅雷传》至此的盲目失当,却再一次证明了那智者的高论——回忆是靠不住的。

忆傅雷杨绛。

抗战末期、胜利前夕,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。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,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。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,日子不好过,真不知“长夜漫漫何时旦”。但我们还年轻,有的是希望和信心,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,就想看到云开日出。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,也好比开开窗子,通通空气,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。到如今,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,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。

说起傅雷,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。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。我闭上眼,最先浮现在眼前的,却是个含笑的傅雷。他两手捧着个烟斗,待要放到嘴里去抽,又拿出来,眼里是笑,嘴边是笑,满脸是笑。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、坐在他对面的时候,他听着钟书说话,经常是这副笑容。傅雷只是不轻易笑。可是他笑的时候,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,觉得津津有味。

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。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。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,西禾急得满面尴尬,直向钟书递眼色。事后他犹有余悸,怪钟书“胡闹”。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。他带几分不好意见,随着大家笑了。傅雷还是有幽默的。

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,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。他自己可以笑,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。在他的孩子面前,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。阿聪、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,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。大人说的话,也许孩子不宜听,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。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。有一次,客厅里谈得热闹,阵阵笑声,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。忽然他灵机一动,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,把门一开。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,正缩着脖子笑呢。傅雷一声呵斥,两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。梅馥忙也赶了上去。在傅雷前,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。在儿子前,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,自己温言告诫。等他们俩回来,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。但过了一会,在笑声中,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,阿聪、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。这回傅雷可冒火了,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。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,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。一个孩子想是哭了,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。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,只装作不闻不知,坐着扯谈。傅雷回客厅来,脸都气青了。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,大家又坐了一回辞出,不免叹口气:“唉,傅雷就是这样!”

阿聪前年回国探亲,钟书正在国外访问。阿聪对我说:“啊呀!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!”去年他到我家来,不复是顽童偷听,而是做座上客“听钱伯伯说话”,高兴得哈哈大笑。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,凄然回忆往事,慨叹说:“唉——那时候——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。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,正因为爱他深,他告诉我:“爸爸打得我真痛啊!”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,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。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。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,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,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,又增添自己的苦痛。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,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。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,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,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。“丈化大革命”开始时,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。阿聪只叫得一声“姆妈”,妈妈只叫得一声“阿聪”,彼此失声痛哭,到便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,电话早断了。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——话,尽在不言中,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,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。有人说傅雷“孤傲如云间鹤”。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“墙洞里的小老鼠”——是否因为莫罗阿曾把服尔德比作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”呢?傅雷的自比,乍听未免滑稽。梅馥称傅雷为“老傅”。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:那是“老傅”还是“老虎”,因为据他们的乡音,“傅”和“虎”没有分别,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。他却自比为“小老鼠”!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,也不是谦虚。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。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。但众多的朋友里,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。误会、偏见、忌刻、骄矜,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。傅雷曾告诉我们:某某“朋友”昨天还在他家吃饭,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。这种事不止一遭。傅雷讲起的时候,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,嘴角上挂着讥诮,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、世情险恶,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,孤弱得无以自卫。他满头棱角,动不动会触犯人。又加脾气急躁,制不住要冲撞人。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,他可以安身的“洞穴”,只有自己的书斋。他也像老鼠那样,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。他并不像天上的鹤,翘首云外,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。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,可是他也许遵循《刚第特》的教训吧?只潜身书斋,作他的翻译工作。

傅雷爱吃硬板。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、干爽。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,他全让给梅馥了。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,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,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。他有事和钟书商量,尽管讨论得很热烈,他并不固执。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《新语》,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,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。他有些朋友(包括我们俩)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,不善适应社会。傅雷从谏如流,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。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,他就临什么字帖。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,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,并用草书抄稿子。

解放后,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。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,道过天津。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、马叙伦二老,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。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,央我们夫妇作说客。但傅雷不愿教法语,只愿教美术史。从前在上海的时候,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位法国朋友,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:Critiqued

Art(美术批评家)。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。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,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。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,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,傅雷决计仍回上海,干他的翻译工作。

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蹩扭。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,傅雷未能到会,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,讨论翻译问题。讨论翻译,必须举出实例,才能说明问题。傅雷信手拈来,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。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。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。他拈出例句,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。这就触怒了许多人,都大骂傅雷狂傲。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。平心说,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,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。译者尽管认真仔细,也不免挂一漏万。译文里的谬误,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,很难捉拿净荆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,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,人家也许会心说诚服。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,准会想得周到些。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,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,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,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。

傅雷的认真,也和他的严肃一样,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。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。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,译得也并不好,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,也照例谦逊一句。傅雷佛然忍耐了一分钟,然后沉着脸发作道:“杨绛,你知道吗?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。”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,既不敢笑,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。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。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,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。

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,不懈地虚心求进。只要看他翻译的传记五种,一部胜似一部。《夏洛外传》是最早的一部。《贝多芬传》虽然动笔最早,却是十年后重译的,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。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,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。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。傅雷从不自满——对工作认真,对自己就感到不满。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提的翻译标准。他曾自苦译笔呆滞,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。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,还是未能解决问题。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,建议再多读几家。傅雷怅然,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,有人爱说他狂傲,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。

1963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,到上海探望。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,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。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。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。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,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,曾想大胆创新,把洋名一概中国化,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,另作“引得’域加注。我和傅雷谈过,他说“不行”。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,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“不行”。1964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,来去匆匆,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。“别时容易见时难”,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,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。

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,因为书斋的布置,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。经常要用的工具书,伸手就够得到,不用站起身。转动的圆架上,摊着几种大字典。沿墙的书橱里,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。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。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,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。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。据傅雷说,那是歌德《浮士德》里的玛格丽特。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!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、慈爱的母亲、沙龙里的漂亮夫人,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,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孝里里外外的杂务,让傅雷专心工作,她还是傅雷的秘书,为他做卡片,抄稿子,接待不速之客。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、好助手,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?

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,是在“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”。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,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。他要宣扬坚忍奋斗,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。可是,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,敌得过愚昧、偏狭所孕育的黑暗吗?对人类的爱,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?向往真理、正义的理想,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?为善的心愿,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?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,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、淹没。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。他这番遭遇,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,该说是残酷的讽刺。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,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?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。傅雷已作古人,人死不能复生,可是被遗忘的、被埋没的,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,发掘出来。

1980年11月原载《傅译传记五种》,北京三联书店,1983年。

谈傅雷的翻译陈伟丰。

我国有许多出类拔萃的翻译家,但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可以独树一帜的翻译大师却屈指可数,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可以说是其中之一。

“重神似不重形似”。

傅雷论翻译的文章只有《翻译经验点滴》和《〈高老头〉重译本序》两篇。另外,他在致友人的两封信里也阐述过对翻译的见解。特别是致罗新璋的信,篇幅不大,却言简意赅,相当精彩。其中“重神似不重形似。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”一句,似可看作傅译的座右铭。

傅雷对“神似”作了如下注脚:“领悟为一事,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。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,东方人重综合,重归纳,重暗示,重含蓄。西方人则重分析,细微曲折,挖掘唯恐不尽,描写唯恐不周。此两种mentalite殊难彼此融洽交流。”“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,句法构造的不同,文法与习惯的不同,修辞格律的不同,俗语的不同,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,感觉深浅的不同,观点角度的不同,表现方法的不同,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涵的那些特点,必须像伯乐相马,要‘得其精而忘其粗,在其内而忘其外’。”译文是让中国人看的,故必须是“纯粹之中文”。当中文不足以传达原著的信息时,傅雷主张在翻译中“采用西洋长句”,“创造中国语言,加多句法变化”。现代汉语里出现了许多新的句式及修辞法,其中许多是受外语影响的结果。

“行文流畅,用字丰富,色彩变化”。

从文字上说,傅雷力求达到“行文流畅,用字丰富,色彩变化”。(法文略)因此,查理带了巴黎最漂亮的猎枪……他也带了全套最新奇的背心……还有当时风行的各式硬领与领带,名裁缝蒲伊松做的两套服装……一套华丽的纯金梳妆用具也随身带了。凡是花花公子的玩艺儿,都已带全……(巴尔扎克: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)这一节,巴尔扎克连用六个emporta作艺术渲染。此种修辞法能强调、突出文章某一内容。原文中的修辞手段,如果直译,在译文中也能收到同样的修辞效果,翻译时当尽量照搬。要是直译收不到同样效果,甚至使译文糟糕得读来不顺口了,就得改换译法。巴尔扎克这段文字直译成中文,看来行不通。傅雷另辟蹊径,略去了四个人称代词“il”(他)。“emporta”(带来了)也多用不同译法,其中有一个干脆不译,与上文“还有风行的各式硬领……最讲究的内衣”一句一气呵成,把原著的神韵再现了出来。

“字典不离手,冷汗不离身”(鲁迅语),是说翻译不能没字典,不能望文生义。但是,不顾作者遣词造句的用意,不顾文章的风格结构,光拣字典里现成的译法往译文里填塞,也不能解决问题。魏文帝曹丕说:“文以意为主,以气为辅,以词为卫。”翻译也是如此。“意”即内容,意思。“气”即语气连贯、文字流畅、结构严密。译文不能舍本逐末,只偏重形式不注意内容,而应该主次分明,“以意为主”,用字遣词一定要顺理成章,照顾左邻右舍。请看傅译两例:A

cette

nouvelle,il

(Zadig)tomba

sans

conscience。sa

douleur

le

mit

au

bord

du

tombeau。一听这消息,查弟格当场昏倒,痛苦得死去活来。

Etesvous

sujet

a

cette

cruelle

maladie?Ell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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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t

quelquefois

au

bord

du

tombeau……“这种痛苦的病,你可是常发的?”“有时候几乎把我命都送掉。……”(伏尔泰:《查弟格》)Mettre

qqn。au

bord

du

tombeau直译为“将某人置于坟墓的边缘”。上面两句直译便是:“他的痛苦将其置于坟墓的边缘”,“它有时候将我置于坟墓的边缘”。在规范化汉语中,这样的句子读起来不通顺,会使译文欧化。原文流畅、自然的风格会荡然无存。傅雷并不拘泥于个别字眼,这里将同一词组还作了不同的译法,所以他的译笔文从字顺,前后衔接得天衣无缝。

鲁迅说:“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对话的巧妙,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,都能使读者看了对话,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。”因此,译者在汉语方面得有很高的造诣。汉语是很难学的,不说别的,单是语气助词就不少:“阿呵、噢、呀、呐、哪、喔、哟、哇……”使用要贴切,与法语要对应。下面我们引一段《高老头》中的对话:(法文略)一霎时,波尔多斟遍了,饭桌上大家提足精神,越来越开心。粗野疯狂的笑声夹着各种野兽的叫声。博物院管事学巴黎街上的一种叫卖声,活像猫儿叫春。立刻八个声音同时嚷起来:“磨刀哇!磨刀哇!”

“鸟栗子呕!”

“卷饼,太太们,卷饼!”

“修锅子,补锅子!”

“船上来的鲜鱼呕!鲜鱼呕!”

“有旧衣服,旧金线,旧帽子卖?”

“甜樱桃啊甜樱桃!”

最妙的是皮安训用鼻音哼的“修阳伞哇”!

几分钟之内,哗哩哗啦,沸沸扬扬,把人脑袋都胀破了。你一句,我一句,无非是瞎说八道,像一出大杂耍。

一幕闹剧,跃然纸上。傅译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。这段对话中,个别语气助词是沪语,因为傅雷是上海人,上海小商贩的吆喝声使傅译有生气。倘能代之以北京小商贩的吆喝声就更精彩,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。诚然,傅雷的译作还有不足之处,比如对话中个别句子过于书面化。我想,这与他倡导的要多“读旧小说”不无关系,况且傅雷译的巴尔扎克多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成书,以当时文坛情况而论,傅译的文笔可算是非常通俗、非常通畅、非常大众化了。再者,巴尔扎克使用的词汇量极大,个别词又较冷僻,要贴切地译出并非易事。傅雷自己也说:“文字总难一劳永逸,完美无疵,当时自认为满意者,事后仍会发见不妥。”翻译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溢于言表。再想想傅雷1951年、1963年两次重译1944年初译的《高老头》一事,不能不使人对这位孜孜不倦、不断探索的翻译大师肃然起敬。

巴尔扎克写作的速度极快,稿子修改得也不多,风格冗长而滞重。傅译巴尔扎克小说却是脉理清晰、层次清楚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傅译本超出了原著的语言水平。这类事,翻译史上常有发生。如歌德认为纳梵尔所译《浮士德》法文本比自己的德文原作来得清楚。叶君健所译安徒生童话之于中国儿童,比原文之于丹麦儿童更明白易懂。对这样的做法,也许会有反对意见,但我的看法是,翻译家在文字上如能既“传神”,又超过原作,这真是原文作者和译本读者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呢!一个作家找到一个高明的译者,就像一个编剧找到了一个好导演一样地有福气。如找到一个很糟糕的译者,就是天生倒霉的了。有了傅雷,巴尔扎克算得上是有福气的了。巴尔扎克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,傅雷先生是立下了大功的。

对待伏尔泰的著作,又何尝不是如此。傅雷说:“伏尔泰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,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……”我们来看一段《老实人》的译文:Pangloss

enseignait

l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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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vause,邦葛罗斯教的是一种包罗玄学、神学、宇宙学的学问。他很巧妙的证明天下事有果必有因……(1)“La

métaphysicothéo

logocosmo

lonigologie”译成是“一种包罗……的学问”,精彩极了。特别是那个冠词“la”译成“一种”,如稍加玩味,便能悟出它的妙处。可惜“nigologie”没译出。这个词在词典中找不到,要凭想象。法语中“nigaud”意为“傻瓜”,“logie”是表示“学”的后缀,合在一起,即成“nigologie”(“傻瓜学”)。伏尔泰运用文字进行讽刺的本领由此可见一斑。再说,玄学、神学、宇宙学,都是些令人敬畏的学问,现在却与傻瓜学为伍,真叫人啼笑皆非了。所以傅雷所添加的“包罗”二字,实在令人拍案叫绝。

(2)Il

ny

a

point

deffet

sans

cause,沿用汉语习惯讲法“有果必有因”,并不因为法语是否定式,中文也来个否定式。译文的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。

“以艺术修养为根本”。

傅雷说:“译事……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:无敏感之心灵,无热烈之同情,无适当之鉴赏能力,无相当之社会经验,无充分之常识(杂学),势难彻底理解原作,即或理解,亦未必能深切领悟。”傅雷译过罗曼·罗兰的《贝多芬传》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这两部作品。罗曼·罗兰是巴黎大学音乐艺术史教授、贝多芬研究的权威。《贝多芬传》在傅雷以前有三种中文译本,但傅译本出版后便一锤定音,再无重译本了。在译本后面,傅雷还专文介绍贝多芬的主要作品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以贝多芬的一生为蓝本的一部传记体小说,具有交响乐一般的宏伟气魄、结构和色彩,小说穿插对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,带领读者漫游欧洲古典音乐王国,使读者陶醉在乐曲的享受之中。作品文字朴实,有如清澈见底的流水。一个在音乐方面完全外行的译者显然不能胜任这部作品的翻译。据说,傅雷是边听音乐,边研究音乐史,边译小说的:罗兰讲海顿就听海顿的交响乐,讲勃拉姆斯就欣赏勃拉姆斯,有一次听贝多芬竟听得哭了起来。译者感情的波澜随着书中的人物情节起伏,终于译完了全书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罗曼·罗兰教授音乐史的副产品。傅雷的翻译也有副产品,如《文艺报》上刊登的他的文章《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》。

的确,译者应尽可能多方面涉猎各类学问、各门学科,因为文艺作品的题材是多样的,反映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。譬如,巴尔扎克在环境描写上是不惜笔墨的,对他那个时代的建筑、室内陈设、人物服饰都作了极其细腻的描写。事过境迁,相隔一个世纪,一个东方人来翻译这些西方的古董确实不易。傅雷在译这方面的段落时,俨然就是个考古学家。

“化为我有”。

翻译要忠于原文(包括原文的内容、风格、句式、词汇、音调、节律、语层……),不能越俎代庖,翻译家对于作者真可谓亦步亦趋。他还得在本国语言中找到最贴切的形式来表达原著,为本国读者着想,对本国读者负责,对本国语言的纯洁性负责。傅雷力倡在译之前“将原作(连同思想,感情,气氛,情调等等)化为我有”,就是为了尽可能忠实于原作。从傅雷的译文看,我认为他“直译”、“意译”兼而用之,有好些地方是采取意译的。傅译好就好在理解正确,误解甚少、译文忠实、贴切,又不拘一格。我也不曾发现他对原著随意篡改。译文基本上做到原文的内容、意思句句落实,字字落实。有人说,意译读起来不费劲,像读本国小说,仿佛有置身中国社会的感觉。我们读傅译却并无置身中国社会的感觉,但是像读本国小说的感觉是的确存在的。那正是傅译的成功之处,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。傅雷呕心沥血的目标就是使“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”。难道非把译文一概欧化,读来“洋腔十足”,生硬如洋人讲中国话,才算反映客观实际,称得上异国情调吗?刻意求“形似”,一味采用僵直的译法,结果一定会“貌合神离”,机械呆板。翻译绝非“照猫画虎”,“照猫画虎”的结果难免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。理想的译文当然须神形兼备,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。但当内容和形式发生矛盾时咱。然应先顾及内容,牺牲原来的形式,以内容为主,以形式为次,“重神似不重形似”。“LE

PERE

GORIOT”译成“高老头”,译得多好,这是意译。我至今未曾听说过对此有非议,主张一定要直译成“高里奥爸爸”才心满意足的。何况,高老头的形象决不是一个什么姓高的中国老汉,他在读者眼里始终是一个法国19世纪落魄的面粉商。

有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说法,说傅雷的译文油腔滑调。估计讲这话的人没有对照原文看傅译就随便发表意见。原著“油滑”,译文亦“油滑”,谓之“忠实原文”。伏尔泰得心应手的战斗武器是“讽刺”,他的描绘近似漫画,在他嬉笑、揶榆、嘲讽的笔下,作品呈现了一种滑稽的基调。傅译伏尔泰保持了原作冷嘲热讽、嬉笑怒骂的泼辣风格,是很“传神”的。

原载《翻译通讯》1983年第5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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